司法部为什么禁止律师在律所之外设立办公室？
因“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而作出的处罚案例，早已有之，亦始终存在极大争议。最新一个案例《律师因案源少，没钱租律所办公间，外设办公室被司法局处罚》。
争议之根源，系该处罚的“违法行为”及“立法目的”均不清晰。
《律师法》并无相关禁止事项，是司法部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将“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纳入了“不正当行为”。
但是，为什么“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就是“不正当”呢？
没有任何解释。
该条处罚的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有学者将该处罚依据解释为“扰乱了正常经营秩序”。然而，“设立办公室、接待室”后面还有一个表述是“承揽业务”。那么，律师在住所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但没有“承揽到业务”，要不要处罚？既然没有承揽到业务，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扰乱经营秩序”。还是只要设立办公室，就是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如果认为“只要设立办公室，就是扰乱市场经营秩序”，那么很多法院、看守所的门口天天有人开着房车、搬着小马扎“承揽业务”，而且他们也时常能够“承揽到业务”，但他们没有设立办公室、接待室，要不要处罚？
或者，“设立办公室、接待室”但不“承揽业务”，要不要处罚？如，有些律所拥有或租赁好几处四合院，有些四合院接待业务，有些四合院举办活动。如果严格抠字眼，那些举办活动的四合院，已经涉嫌在“住所之外设立办公室”，但又确实未用于“承揽业务”，要不要处罚？
“设立办公室”与“承揽业务”的主体不同，要不要处罚？
有些地方，房主不提供法律服务业务，房主挣律师的钱，把房子装修好，提供饮水、空调等接待条件，如果有律师愿意进来租个长期工位或小时工位，房主收律师的租金。
而律师则利用房主提供的接待场所，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但这个办公室或接待室，确实不是律师自己“设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分工，各取所需，这有什么“不正当”可言？
该条处罚与经济发展方向，是否存在抱残守缺之嫌疑？
如今的城镇化建设如同摊大饼，交通成本越来越高，为了方便本所律师，在不同区域设立办公室或共享工位，大家线上协同办公，要不要处罚？
国务院近年来一直强调做大平台经济，那么律所自身建设互联网+业务结构，必然就会出现律师分散各处的业务样态。包括百度、阿里在内的大型平台亦涉足法律领域，为律师提供业务展示机会。“律师、咨询者、律所住所地”相分离，或律师在家里提供线上咨询、电话咨询，再将咨询者约到家、茶室、咖啡厅等场所面谈，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的常态化现象，这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著名律师全国开庭，咨询者如风影随，追赶到律师开庭的城市，在酒店中咨询或签约，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该条处罚是否存在官民有别之嫌疑？
律师接到指派或邀请，去援助机构或街道办公室提供法律咨询，算不算“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
当下，有些服务意识强的街道，常年专设民间调解室，邀请辖区内律所律师前来提供法律服务，能当场咨询的就当场咨询，当场无法解决的亦不禁止签署后续业务合同。这些工作，不但不被处罚，反而会被视为“为百姓居民提供就近服务“的先进事例。
那么为什么律师或律所自己找个地方提供法律咨询就是“不正当行为”？
作为律师，急百姓所急，如很多老人行动不便，又存在遗产咨询的需求，律师到社区设立一个接待点，帮助老人，有什么“不正当”？
如今诉讼爆炸，百姓远道而来，却因为不熟悉诉讼流程，很简单的材料瑕疵就无法立案，那么律师在法院门口设立接待点，就近帮助百姓解决立案问题，有什么“不正当”？
该条处罚的法律渊源到底是什么？
美国律师有执业方面的区域限制，如果跨区执业，确实会受到处罚。
英国律师区分“大律师”和“事务律师”，明确要求“大律师”不能自己去“承揽业务”，否则会处罚。
德国律师在某一特定法律领域具有特别之知识或经验者，由其所属的律师公会授予专业律师职衔。具有专业职衔的律师可以将该专业职衔作为承揽业务的宣传点，但不具有专业职衔的律师承揽专业业务亦不受禁止。
如此等等，看海外案例，无论是“正向推荐”亦或“反向禁止”，各国对律师的限制或处罚，总有一个明确的立法基础。
但我国律师，既不存在执业的地区限制，也不存在执业的主体限制，那么基于何种理由认为“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就是“不正当”？
当然，有一次在某座谈会上，正好聊到这个问题。一位学者提到，律师到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不便于行政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比如在A区摆摊的菜贩看到A区城管来了，就跑到B区，这就没法管了，就容易乱。
我当时说，难道”不便于管理“就是”不正当“？如果把“不便于管理”就是为“不正当”，这是不是太计划经济思维了。就像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定为非法经营罪，但最高法再审认为，涉案农民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就是市场经济促进行政优化管理的典型案件，怎么可能因为“不便于管理”就认为是“不正当”呢？
而且，如果是担心出现”菜贩“现象，反而应该鼓励设立办公室——人可以跑，办公室跑不了——有了办公室更方便管理才对。而且，就像华为的总部在广东，别的省就很难管华为了？显然不可能啊。律师也是这个道理，不要说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区，即便是不同省份，各地司法局又不是彼此不协作，有什么”不便于管理”？
总之，为什么将“律师在律所住所地之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纳入了“不正当行为”，我始终没有检索到充分且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