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6年，“去产能”被列为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俨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中，也将“扎实有效去产能”列在首位，强调要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

据国家发改委对于已经确认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种类看，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作为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长久以来却承载着中国大量的劳动人口。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特别指出，要妥善解决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中的职工安置问题，积极通过新动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面对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大势，一边是“去产能”的迫切需要，一边却是“涅蓜”时带来的阵痛——“职工转岗分流后该怎么办”成为“去产能”后躲避不开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上，这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个职工转岗分流后再创业的故事，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杜儿坪矿掘进队一队副队长董林两会时常常提起的话题。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杰，曾是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官地矿的一名井下钻探工。

从2010年到2015年的6年间，李杰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在井下负责开矿道。一天十多个小时，虽然辛苦，到发工资时，李杰到也比较满足。

与太原平均工资两三千元相比，李杰每月能赚5000多元。白天下矿，晚上和休息日李杰还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像微信里的签名一样，李杰说自己是个“有段子手情怀、会写诗、爱好摄影和音乐的厨子”。晚上下班后，他还组了个乐队，有时候还能接点演出，日子过得也怡然自得。

不过，随着煤炭价格下跌，以及国家“去产能”的大势要求，李杰的生活突然受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连续两次降薪20%，再到后来工资、公积金都停发了。

生活如何保证一下成为了摆在李杰面前的难题。

2015年，李杰曾买了辆车通勤使用。后来，随着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平台的兴起，李杰也加入大潮中。一开始，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态，赚点零花钱。可是，随着矿工工作的逐步停工，李杰跑滴滴的次数更勤了些。2016年5月，是他跑得最多的一个月，滴滴上的流水就有5000多元钱。

有了收入进账，再加上有时教人弹吉他、做一些音乐的商演，李杰觉得生活品质并没有下降。

李杰发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同事也加入到这样的生活中。这些收入，对于工资断断续续发放状态中的煤矿工人来说，却至关重要。

政府和企业也认识到这个渠道的意义。

2016年11月4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五部委下发了《关于开展东北等困难地区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特别指出：“引导社会企业参与，发挥电商、分享经济、人力资源服务等企业资源优势，借力‘互联网+’行动，拓宽东北等困难地区就业门路”。

2016年12月，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2017年全国就业援助月暨东北等困难地区就业援助现场推进会”。作为参与帮扶的服务企业，滴滴出行与山西焦煤集团、河北河钢集团唐钢公司2家“去产能”企业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落地就业帮扶事项。而企业也通过现金激励、缴纳社保等方式促进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帮助他们加入到“网约车主”行列之中。

“目前仅在焦煤集团，已有超过1万人在滴滴出行平台全职或兼职就业。”董林觉得，类似网约车这种灵活的就业模式，为经济转型中的职工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应该大力去推广。

除了职工自己去寻找就业的渠道，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的“托底”必不可少。

全国政协委员、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文学发现，企业在职工分流安置方面往往捉襟见肘：比如，内部退养和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必须职工自愿，政策空间小；煤矿职工本身再就业能力差；再加上“去产能”的国有煤炭企业大部分是资源衰竭的老企业，转型难度大，产业单一，用于“去产能”中富余人员安置的岗位少。

“但目前政府在开发公益性岗位、提供托底帮扶等方面，也缺少可操作性的政策，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

“要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张文学建议，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去产能”职工再就业培训体系建设，提供转岗培训、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支持；完善相关操作政策，通过开辟新岗、购买服务、劳务输出等方式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托底帮扶；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企业能够安置“去产能”企业职工的，政府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除了鼓励通过企业内部分流消化、应通过搭建创业平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建立新企业吸纳原有企业职工；同时，尽快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政策，并根据地方和企业、职工三方的实际情况，动态评估、阶段性调整政策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卜昌森认为，国家可通过制定国有煤炭企业富余人员向民营煤矿转移的支持政策，努力搭建服务外部市场的平台，采取劳务输出、技术服务、托管运营等模式，组团劳务输出助员工再就业。

随着一系列确保职工妥善安置的政策落地，大家对“去产能”的理解和认识也在逐年提高。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省管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陈祥恩感到，相较于去年，今年职工们对去产能政策的认知度、思想统一度、自觉性意识都好了不少，这是一大利好。

“不过，人员安置存在年度叠加问题，需要持续关注。比如，今年除了既定的4万多人员安置目标，还要将去年没有安置好的再安排，也很可能再挤压到后年，没有5年左右时间，人员安置不会彻底解决好，所以任重而道远。”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关注到发掘新型平台潜力对就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他们发现，移动互联网支持下的分享经济，已经开始通过用户消费需求，倒逼供给方提供更为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更大程度上满足用户需求。而这将产生众多的就业岗位。

网约车就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交通部制定了网约车高品质服务的原则，却被地方监管部门简单理解为车辆的高标准、高门槛，将损害网约车的实惠经济特点，打击其平民性。他建议，政府应当放宽对网约车的准入限制，顺应社会共享经济发展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网约车已成为重要的就业平台。数据显示，2016年，仅滴滴就为全社会创造了1750.9万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近15%的就业人员来自于产能过剩行业。因此理应通过改进管理机制，转变监管理念来提高管理效率，而不是以较为粗放的方式抵制或阻止。

董林也在建议案中特别建议，希望政府创新监管思路，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去产能”职工的可接受度，合理放宽网约车准入标准，充分发挥市场能动性，以“政府有监管，平台管好人和车”的思路，让移动出行帮扶政策能够覆盖到更多“去产能”职工，促进就业的同时，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原主席盛明富认为，电商物流、家政医养、休闲观光旅游等行业也应该成为过剩产能行业富余人员转移的方向。

“就业是民生之本，每个职工的情况千差万别，诉求不一，相应地，人员流转路径也要多元化。”全国政协委员、湖北能源集团董事长肖宏江认为，企业也可以通过因地制宜开发新产业，实现人员就地消化。“河南有些煤炭企业就找到了这个好路子。在平原的矿井可以在塌陷区发展渔业，在土质较好地带发展果蔬、大棚等特色农业、林业，带动就近就业。有些矿井虽然寸草不生，但阳光充足，可以发展太阳能发电，吸纳原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