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位大使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警告说美国的有毒政治正在损害其安全、经济、朋友以及作为民主和全球稳定支柱的地位。

这位使节喃喃自语道，美国就像一头 “试图打盹的肥水牛”，而饿狼正在逼近。“我能听到莫斯科的香槟酒瓶塞砰砰作响 —— 就像他妈的每天都在过圣诞节一样。”

周一(1月15日)，选民们在爱荷华州(Iowa)党团会议上投票，许多美国人认为今年的总统选举是对美国民主的一次考验。但是，在与十几位现任和前任外交官的一系列谈话中，我感觉到，对我们的许多海外朋友来说，美国已经输掉这场考验。

外交官们感到震惊的是，如此多的美国领导人让他们狂热的党性阻碍了政府的基本职能。这是他们私人晚宴和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许多人是在匿名的条件下与我坦诚表白。

例如，一位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期间派驻美国的前阿拉伯大使告诉我，美国政治已经变得如此不健康，以至于他拒绝了重返美国的机会。

第二位阿拉伯外交官警告说：“我不知道未来几年人们是否会将美国视为民主典范。”

许多这样的对话在几个月前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外交官们密切关注如爱荷华州党团选举等事件，有一些规则、传统和实际考量并不鼓励外交官评论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的。(一个罕见的例外是：一些外交官对美国令人震惊的 2016 年大选发表了看法）。

但是，像今年总统竞选的状态、几乎无法选出众议院议长或维持政府运转的国会，以及最重要的，也许是美国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辩论，让一些外交官破了他们的戒。虽然他们往往不愿将某一党派称为罪魁祸首，但他们指出的许多例子都涉及共和党国会议员。

在他们发泄不满情绪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群人希望能为一个跌入谷底的朋友进行干预。他们的担忧并非仅仅源于利他主义；他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美国的现状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国家。

安提瓜（Antigua）和巴布达（Barbuda）长期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说：“当美国的声音不那么有力、不那么均衡、不那么公平时，就会给世界带来问题。”

川普的名字出现在我的谈话中，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频繁。

是的，我被告知，如果川普在2024年获胜，将加速美国的两极分化——但川普的失利不太可能显著减缓或扭转导致美国许多政客视妥协为罪恶的结构性力量。2024年投票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可能出现严重分裂，这更增加了人们的担忧。

外交官们的警钟主要集中在美国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辩论上——我感到惊讶的是，甚至一些与俄罗斯的战争关系不大的国家也提出了这个话题。

他们特别批评了将乌克兰援助和以色列援助问题与美国边境安全联系起来的决定。此举不仅将外交政策问题与主要的国内问题纠缠在一起，而且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也是党派热度异常高涨的话题，因此更难达成协议。

特别是移民问题，许多美国立法者都没有动力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让他们在竞选时失去了号召力。

哥伦比亚前驻美国大使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卡尔德龙（Francisco Santos Calderón）说：“现在，乌克兰可能得不到援助，以色列可能得不到援助，这纯粹是两极分化政治的结果。”

许多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尤其不满。

他们还记得，当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时，许多共和党人对党内极右翼边缘势力质疑两党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表态不当回事。现在，随着关于援助的辩论的展开，极右翼似乎正在掌握主动权。

外交官们越来越感觉到，道义或国家安全的论点——保卫一个被不公正入侵的国家、威慑俄罗斯、防止欧洲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捍卫民主——对美国极右翼分子不起作用。

相反，一些人正在向美国立法者强调，用于乌克兰的资金大部分用在了美国国内，创造了就业机会，有助于重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同时还有削弱美国主要敌人军事力量的副作用）。

欧洲大使问道：“如果这对政客们都没有意义，那什么对他们有意义呢？”

一位前东欧驻华盛顿大使担心，一些美国共和党的战争批评家如何把乌克兰危机说成是拜登总统的战争，而“实际上，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外国外交官也在震惊地注视着两极分化的堕胎政治拖延了美国军官的晋升，并有可能损害PEPFAR——一项在非洲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抗艾滋病计划。与我交谈过的外交官都对美国对北约的承诺表示怀疑。此外，参议院对美国大使和其他官员的确认也出现了长时间的拖延——两党议员都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野党派总是给予一定的礼遇，让总统任命内阁成员。这些规矩现在似乎已经失效，政客们为反对而杯葛。”一位前亚洲大使说：“这非常令人担忧”。

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达成交易时，他们喜欢说这表明制度是有效的。但是，仅仅就全球安全问题进行一场争吵不休、冗长且看似不必要的辩论，就会损害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形象。

第三位欧洲外交官警告说：“各国就其外交政策立场展开辩论是正确的，但如果所有外交政策问题都成为国内政治剧场，那么美国要在需要长期承诺和美国政治资本的问题上——如气候变化、XX独裁主义、中东和平和遏制俄罗斯黑帮主义——有效发挥其全球作用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现任和前任外交官表示，由于党派分歧，他们的国家更不愿意与华盛顿签署协议。人们担心，新政府会纯粹为安抚骚动的选民而放弃过去的协议，而不是出于合法的国家安全考量。伊朗核协议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

一位前拉美外交官问道：“外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当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可能离任，而接任者或许会有完全相反的想法，你还有什么动力去做长期的交易呢？”

不过，大使们并没有联合起来，起草一份请愿书或一封信，敦促美国加强团结或保持焦距。

这些外交官的国家并不总是拥有相同的利益。有些国家本身就有很多两极化的政治。换句话说，外交使团不会有任何干预。

一些外交官强调，他们钦佩美国——有些人曾在这里上大学。他们承认，对于美国从国会不公正的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到媒体分裂的景观等，各种加深政治两极化的力量，他们也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办法。

他们知道，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两极分化的时刻，从19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到越战，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保罗·皮勒(Paul R. Pillar)的新书《超越水边-党派之争如何破坏美国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外交官们也对美国的混乱感到高兴（并加以煽动）。这位东欧的大使说，俄罗斯人早就警告过他们的同行不要信任或依赖华盛顿。

现在他们怎么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

因此，世界各国的使节们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政府如何在未来的岁月里与这个美国打交道。

一些人预测，如果共和党在11月获胜，那么他们的国家将不得不在与美国的关系中更多地采用交易模式，而不是把美国当作一个忠实的伙伴。各国大使馆已经在加强与共和党人的联系，以防共和党人赢回白宫。

前墨西哥驻美国大使阿图罗·萨鲁克汉（Arturo Sarukhan）说：“大多数国家都将处于守势，因为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你几乎无法主动地或积极地影响它。”。

当我问外交官们，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向美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什么建议时，几位外交官都说了同样的话：想办法克服你们之间的分歧，至少在涉及到影响到美国境外的问题时是这样。

哥伦比亚前大使桑托斯说：“请达成（内部）共识，制定长期的外交政策。当你们达成（内部）共识时，就不会让内部问题造成国际外交政策的危机”。